我曾經在1985年的夏天,有機會訪問遵義這座著名的城市。那時,遵義會議舊址和各紀念地都按當年的面貌進行了修復。我仔細參觀了這些地方,并有幸與紀念館資料室一位同志進行了深入討論,收獲了許多寶貴的資料。
來到遵義,當然首先要瞻仰遵義會議舊址的這座小樓,因為它已經成為我黨我軍實現偉大歷史轉折、走向勝利的標志。但是那次在遵義,最讓我動情的,是坐落在市區的“紅軍山”。我在1985年8月21日的日記里有如下記述:
紅軍山原本不叫“紅軍山”,其中大有感人的故事。
1935年1月紅軍長征到達遵義后,為了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休整,紅軍曾在這里駐留一個時期。駐在遵義西北方向桑木埡的一個紅軍前哨連,擔任著警戒任務。該連有一位衛生員常為群眾治病,深得群眾的信賴和歡迎。
一天,有一位老鄉慕名遠道而來,請這位衛生員到他家給一位急癥病人醫治。衛生員二話沒說,當即隨這位老鄉而去了??墒?,當時軍情緊急,衛生員還沒歸隊時,該前哨連就奉命轉移了。衛生員救活了那位老鄉之后歸隊時,只看到了連長留給他的紙條,讓他盡快追趕部隊。
這位年輕的衛生員在追趕部隊的路上,被反動派的保長抓獲,并被當即殺害了。群眾們聞訊趕到現場,懷著悲憤的心情,就地安葬了這位紅軍戰士。大家都不知道這位戰士的姓名,就把他的墳墓稱為“紅軍墳”。
鄉親們非常敬愛這位紅軍戰士,常常有人到墳前悼念他。特別是得了病的群眾,更是思念這位曾救活過許多窮人的紅軍衛生員。有的還親到墳頭,向烈士訴說自己的病痛,期望著紅軍的醫生能夠再來給大伙治病。
這樣,一傳十,十傳百,來給這位不知姓名的紅軍烈士上墳的人越來越多,以致驚動了反動派的專員。這位專員下令平墳、驅散群眾??墒?,這座紅軍墳白天被平了夜晚又被群眾修了起來,頭天被平了隔日又被大伙兒修了起來。結果是,這個紅軍墳越平越大,其影響也越來越廣,敵人毫無辦法。
解放后,遵義地區的人民懷著對這位紅軍衛生員十分尊敬的心情,把他的遺骨遷到遵義市區的小龍山上安葬,讓這位烈士永遠俯視著市區,永遠活在遵義人民的心里。
這樣一來,埋有紅軍戰士忠骨的小龍山,其本來的名字倒越來越鮮為人知了,人們都把這座巍峨的山稱之謂“紅軍山”。
那天,蒙蒙細雨中,我登上紅軍山。在山腳下,有一牌坊,上書“紅軍烈士陵園”。進入牌坊后,向上仰望。在細雨和云霧之中,在郁郁蒼蒼的山林襯托之下,紀念碑時而顯得高大和鮮明,時而又顯得磅礴和朦朧。我沿著四百多級的臺階登到盡頭,才看真切,這是一座有三十多米高的紀念碑,是1984年為紀念遵義會議50周年而修造的。石碑底座,四角有四個石刻的紅軍男女戰士頭像,英武剛強,令人起敬。在底座內壁上,刻著反映紅軍二戰遵義和四渡赤水的浮雕。主碑的正面,鐫刻著鄧小平同志的題字:“紅軍烈士永垂不朽”,可謂字蒼蒼,情切切,黨情、國義、民愿融為一體。外壁上鑲嵌著28顆閃光的星,象征著中國共產黨經過28年艱苦奮斗,奪得了政權。陵園中,安葬著1969年從當年紅軍二戰遵義的舊戰場上收殮的一些紅軍戰士的遺骨。
紀念碑后,是紅軍著名將領鄧萍同志的墓。墓前有張愛萍同志書寫的碑文。鄧萍同志是參加過平江起義的老黨員,長征時任紅三軍團參謀長,在第二次占領遵義的戰斗中壯烈犧牲。他的遺骨也是解放后從舊戰場上找到遷此的。在鄧萍同志墓的右側,便是“紅軍墳”。
我來到這座“紅軍墳”前,想細細抄錄下碑后面的銘文,恰在此時,細雨突然大了起來。
說來也怪,等我抄記完這段銘文時,雨也停了,天也晴了,幾分鐘之間,換了天空。我站在紅軍山陵園高臺之上,俯視著斜陽下的遵義城,心情難以平靜。在我腦海里,時時閃現出紅軍衛生員——群眾的信賴——紅軍墳——紅軍山——烈士陵園的鏡頭。
我想,我們的紅軍戰士是多么好啊,不僅為人民的解放打仗流血犧牲,還關心群眾的病痛,為窮苦人治病送藥,乃至最后獻出了生命;而我們遵義地區的人民又是多么熱愛自己的軍隊、多么重情義呀,把一位不知名的紅軍衛生員所做出的犧牲永記胸懷。
古人云:“投我以桃,報之以李”。我們的紅軍對人民何止是投之以桃,我們的遵義人民又何止是報之以李;紅軍戰士為人民而英勇獻身,遵義人民為紅軍戰士報之青山永垂。
后 記
此次重新整理文字時,查閱到新的資料,這座“紅軍墳”是紅軍衛生員龍思泉烈士墓。龍思泉,廣西人,1929年參加百色起義,并加入中國共產黨,曾任連、營衛生員。紅軍一戰遵義后,在遵義東南桑木埡為群眾治病時犧牲。
余世誠,1937年出生于河南省禹州市,1961年畢業于北京石油學院機械系,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研究生畢業。曾任我校人文社科部主任,教授。先后講授《中共黨史》、《中國革命史》、《科學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》等多門思想政治理論課。主編了《石油大學校史》、《中國石油高教史》。獲“有突出貢獻教育專家”稱號,享受政府特殊津貼。發表論文百余篇,出版《鄧小平與毛澤東》、《史園拾穗》等著作十余部。
(編輯 魏志博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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